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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止一句「因为奴隶制」,真实的南北战争复杂得多

图片:《林肯》

美国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talich,《选·美》主播 ,《总统是怎么选出来的?》http://dwz.cn/3TUGx1

南北战争是一件对美国历史无比重要的事。可以说,懂南北战争,懂美国大半。可见要说清楚是几乎不可能的。这里我也是努力借这个问题理清一下思路。

比如,南北战争的直接原因,看上去就是支持废奴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然后南方数州宣布独立,而北方诸州则以维护联邦统一为由,打起了这么一场统一与分裂的战争。

细一看,就会注意到,林肯在 1860 年大选时,只拿到了全国四成的选票,除了在 Vermont,在北方大部分州里,林肯只是拿了五六成的选票,而在南方他根本就没出现在选票上。也就是说,共和党作为一个地方性政党,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而这胜利,也印证了前总统 Martin van Buren 在多年前的预言:执政党如果不能获得全国范围的支持,国家就会面临分裂。

于是,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两个问题。北方人是真的都那么痛恨奴隶制么?南方人为什么如此的不能妥协,连上选票的机会都不给?要知道,林肯并非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而是共和党温和派。他只是道义上的废奴者,法律上还是支持南方奴隶主的合法权利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水火不容,又为什么要拖到这么晚,为什么不在建国之初解决?

事实是,在建国之时,冲突就已然存在。

作为受启蒙运动深深影响的一代,当时很多人看奴隶制已经是不顺眼的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罗列了英国的种种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指责英国人把奴隶制强加给了我们。但是南方奴隶主们还挺老实,把这条给去掉了。其实杰斐逊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不赞成废除奴隶制。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就拿出了废奴这一招,号召黑奴叛逃,杰斐逊愤怒的谴责英国人这法子太过恶毒。因为长期的种植园经济造成了南方对奴隶制的过度依赖,地方政治体系也呈现出严格的等级阶层结构。如果强行取消奴隶制,不仅这些种植园主无法接受带来的经济损失,即有的政局也会被这些新近被解放的自由民带入太多的不确定性。

这也是一上来,美国就面临的一个困境。于是,废奴主义者选择了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只是努力限制其发展。他们的算盘是,因为奴隶适合的工作不多,所以随着奴隶人口的增加,只要奴隶制被地域限制住,效率必然会下降,这样奴隶制会自然消亡,大家就能和和气气的走向新时代。

但是,事与愿违,不久,轧棉机出现了,棉花种植变成了相当有利可图的行业。商业用的棉花现在可以种植在南方的大部分土地上。而且,比起其它作物来,棉花生产劳动强度低,男女老少都可以做。这样,种植园里的奴隶性别比例比较均衡,死亡率很低,能够保持奴隶家庭的完整,也就可以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于是到南北战争前夕,南方的奴隶总数已经有四百万,而奴隶的价格则一路飙升到 1800 美元(谢谢 @王劲松 指出错误),相当于一个普通技术工人三年的工资。所以,南方虽然可以蓄奴,大部分却养不起奴隶,绝大部分奴隶和随之而来的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虽然奴隶总数在增加,生产效率则增加得更快,棉花种植生产的利润反而起来越高,于是南方的种植园主,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而也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巨大利润,让南方虽然越来越富,却没有想过像北方那样发展工业等其它产业。

这样,奴隶制本身的重要性反而变得越来越高,改变越来越难。相比起来,因为经济制度而产生的和其它地区的很多矛盾,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的。比如在关税上,北方为了保护民族工业,要提高关税,而南方的大量生活生产用品都靠进口,当然希望降低关税。在 1828 年通过让南方不爽的厌恶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后,南方可以马上全力推选 Andrew Jackson 当选总统,并在 1832 年通过新税法,把关税降到了大部分州都可以接受的水平。从本质上说,关税啊,政府权力啊,都是些量上的分岐。但是在奴隶制上,奴隶一旦被解放,就无法再被圈回,损失将是永久的,无法挽回的。因为这就像是私有制变公有制一样,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试一试不行再改回来的可能。于是对于蓄奴州来说,奴隶制本身就成了无可商量的话题。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南方人是铁了心拼了命要保护自己的奴隶制,但北方也得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才行。光从点经济利益上,是犯不着要跟南方死磕的。比如要搞商业保护的,主要是工业。但金融业就从来是反对大政府的监管的。又比如北方的出口商,航队,和港口,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南方的进出口吃饭的,这些人当然也是支持南方的奴隶制的。北方的新移民,也不想见到突然冒出来几百万廉价劳工,和他们抢工作。而且,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低关税能降低物价,也不全是坏事。

这个,就要提到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awakening)了。

宗教大觉醒,是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不定期的宗教狂热症的一种表现。说不定期,是因为它是被社会环境的变化所催发的。而这个时期,正好是诸多社会因素开始撞击传统的社会观念的时期。大量移民开始涌入,工业化刚有苗头,贫富差距开始显现,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政治体系在民主党近乎一党专政下却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不同观念的冲撞。这时候,政教分离的原则让教会面临危机:没有政府的支持,教会更依赖会众的支持,但教会无法通过政府来赢取会众。教会意识到,直接改变或影响社会本身已变得越来越难,与其说以教会的想法去整饬外部世界,不如进入内部的心灵世界,去改变每个教徒的心。于是,北方教会开始主动出击,积极发展教众,这就是第二次大觉醒。

有二次,就有第一次。第一次大觉醒发生在十八世纪上半页,当时的牧师们受到欧洲宗教潮流,尤其是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卫理宗的影响,走出教堂,到教区里向会众布道。到第二次大觉醒时,布道者更是走出自己教区,向所有民众传教,又遇上社会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遇到了种种问题,被吸纳进教会的会众人数开始飞速増长。于是,传教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每次活动时,大批教众从四方赶到指定地点进行团契,以集体方式接受宗教体验,完成个人救赎。

若说这大觉醒只是一次大规模布道,也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大觉醒对美国的深刻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北美清教徒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在清教徒的教义,最让人困惑的,是命定论,就是人皆有罪,虽然每人都要寻求救赎,但是否能得救,却是前世命定,无法改变的。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比如财富或许是上帝对你的肯定,也可能是你太贪婪而要被惩罚的标志。为人正直固然可敬,但改变不了你的罪。但是在这第二次大觉醒中,越来越多的教徒接受了新的观念,就是相信罪是有现世的化身的,就是说一个人是否有罪,能通过外在的有罪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只要能主动除罪,就能完成免罪的过程。这样的教义,是有巨大的现实能动性的。可以说在这次大觉醒后,美国的清教徒已经和新教徒的基本理念慢慢趋向一致了。

在第二次大觉醒下,人们开始积极的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罪。比如奴隶制,就是典型的人所犯下的罪,废奴,也就成为社会完成自身救赎的重要标志。这种罪,当然是以加尔文新教的观念来看的。所以那些和新教教义矛盾的观念,也就首当其冲的被拿出来,作为罪来解决。比如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爱喝酒,这就是罪,要去除。比如天主教是以教皇为首的从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和新教的会众式相悖,于是,为了表示对天主教徒向教皇附首的蔑视,对个人自由与独立性的追求也被显著拨高了,爱默生和索罗在这时开始走红。另一方面,这样大规模的布道要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开始接受女性在传教中的作用,结果,女权运动开始兴起,女性开始积极介入禁酒废奴这样的社会活动。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 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父亲就是著名长老会牧师 Lyman Beecher。

有了巨大的教众群,教会也自然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要进入政治生活,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实现,还需要通过政党。在 1829 年,随着前面提到的 Andrew Jackson 上台,美国政坛开始了新的时代。Andrew Jackson 所在的民主党支持各州权利,实际就是南方各州维持奴隶制的权利。同时,在经济危机面前,民主党延续了它支持移民权益的态度,无论天主教新教,一视同仁,成为社会最底层大众的保护者。民主党的这种强调道德自决的立场,北方教会自然无法认同。

这时候,北方出现了 Whig 党。Whig 党针对 Jackson 的民主革命,强调精英统治,以政府的力量保护民族工业发展。而工业的发展需要市场,市场的良好运作需要共同的道德标准,于是,Whig 党在北方教会对统一道德标准的想法上一拍既合,形成同盟。

不过到这时,废奴的问题依然只是在如何限制奴隶制发展上。

这是因为党派是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制造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要拿下大选,要拿下,就要有全国性的支持,所以,像反对奴隶制这样的主张只能是在态度上,而不能拿进党的纲领里。为了赢得南方的支持,Whig 党继续打精英牌,以拉拢南方的上层阶级,而种植园主为了北方出口商的支持,也有不少支持 Whig 党。

另一方面,废奴对于北方教会来说,也只是上面提到的诸多议题之一,非并全部,甚至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当时北方已经没有了奴隶制,所以对于北方人来说,不断涌入的天主教移民才是大家生活中经常面对的问题。南方人担心如果废奴,大量自由黑人对传统政治平衡的冲击,而北方则已经开始面对不断涌入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在 1820 年后各州逐渐对投票者解除地产要求,人人皆可投票,这些爱尔兰移民就迅速进入政界,推举自己的地方候选人,冲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于是,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主义运动在北方更是风风火火,连续爆发了数次针对天主教徒的暴乱。而反对奴隶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态度问题,普通人很少需要作出实质性表态。只有少数激进主义者会去冒险搞地下铁路这样的秘密活动。

所以在奴隶制上的南北冲突,在 1830 年后的二十年间,还是延续着传统的解决方式,就是两个主要政党通过国会试图在立法上调解。而主要的冲突,如何限制奴隶制,则是在关于如何纳入新的州上。因为一个州是否接受奴隶制,也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过程。矛盾的第一次爆发,是 1820 年的密苏里妥协 (Missouri Compromise)。在这次妥协案中,双方同意以北纬 36.3 度为界,划分蓄奴州和自由州。

但是这次妥协却无法解决动态平衡。民主党坚持走农业帝国的路线,要不停的在领土上向西扩张,南方同时也就可以为奴隶制的发展提供空间。这种作法对于自耕农来说当然也是大受欢迎,因为农民最需要 的就是廉价土地。北方发展工业则需要集中资源,而不是扩张,结果新领土以农牧业生产为主,在北方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区,就是西部,让美国政局呈现出南北西三方博弈的格局。西部作为新进州,体制更民主,对北方政治传统造成冲击。于是,南部的积极西进就和北方的迟疑形成对比,南方大力扩张,自然会在国会里索要更多的议席,更多的蓄奴州,也让废奴主义者的限制策略成为空谈。

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德克萨斯州上。1836 年,德州在美国支持下独立,并在 45 年被纳入美国,并因此爆发了美墨战争。不出意料,Whig 党继续反对领土扩张的战争,可是全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是欢乎雀跃。结果,美国大胜,获得了从德州向西直达太平洋的大片土地。Whig 党在这场斗争中元气大伤,内部开始出现松动,北方的政局出现了变数。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开始认为这件事可能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下被解决,“地下铁路” 这样的体制外的解决方案开始越来越受到肯定,公开支持废奴的政党也开始出现。

但是美墨战争赢下的土地还是要解决,于是,就有了 1850 年的妥协。在这次妥协中,加州作为一个自由州加入美国,南方则得到了针对地下铁路的逃奴法案。

逃奴法案里第一次明确要求了北方的警力有责任抓捕逃走的奴隶,否则要被重罚。这个法案看上去对南方是有利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以说,南北战争真有什么导火索的话,这是第一股火绳。在这以前,奴隶制对于北方人来说只是个外州的问题,逃奴法案的这一规定,却等于是把南方的奴隶制问题扩大到了北方。这样的结果,让反对奴隶制的新教徒无法接受:本来是限制奴隶制的发展,结果限制半天限制到自己头上来了。于是,奴隶制问题一下取代了其它社会问题,成了无法回避的头等大事。两年后,代表废奴主义者立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诞生并大卖,而 Whig 党则在这个问题上信用全失,在大选中土崩瓦解。于是,通过党派在国会调解的方法,可以说是已经走上了死胡同。

Whig 党解体后,北方出现了政治真空,当然,也就有新的政党出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就是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让人有点意外的是,一无所知党并非因为废奴而出现的,而是一个以反对新移民,尤其是天主教移民为中心的本土主义者党派。它能趁虚而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组织结构。严格的说,一无所知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反对各种移民秘密结社的?)秘密结社组织,因为秘密,所以参加者都以对此党一无所知来作答,因而得名。因为是秘密结社,所以一无所知党没有公开的党纲,可以在各地以相当灵活的方式介入当地政治事务。而在麻省对逃奴法案的反对情绪集中爆发的时候,一无所知党以反对奴隶制的形象出现了,这就是 1854 年的 Anthony Burns 案。

Anthony Burns 是逃到波士顿的南方黑奴,在 1854 年 5 月被发现,要被依法遣返回南方。结果在新英格地区的人民一下子群情激昂,要求解放 Burns,而联邦政府则一定要立一个执法典范,于是四方废奴主义者纷纷赶来,逼政府出动军队来控制形式。波士顿没人愿意来作押送 Burns 的倒霉事,最后只好由和黑人势不两立的爱尔兰移民警队来执行。而支持废奴的一无所知党一时声威大振,党员在数月间就从五万人发展过百万,并在麻省的选举中全面获胜。但是一无所知党起得快,落得也快。因为它倒底是以排外为中心的组织,所以在废奴上无法取得一致,结果无法应对废奴已经成了任何党派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头等大事这一现实,于是,像 Whig 党一样,迅速瓦解。

一无所知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崛起,标志着对奴隶制问题的探索进行到了新阶段,就是让人民来自主解决蓄奴废奴问题。也正是此时,民主党参议员 Stephen Douglas(就是那位和林肯有过几次历史性辩论的著名参议员)提出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方式,就是由新进州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成为蓄奴州,这就是 1854 年的 Kansas–Nebraska Act。它以立法形式宣布了党派调解的传统道路彻底破产。同一年,堪萨斯举行公决,结果,支持和反对蓄奴的组织从四方纷纷赶来投票,本来只有 1500 名注册选民的堪萨斯收到了超过 6000 张投票。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在堪萨斯和周遭地界发生大规模冲突,落下了“流血的堪萨斯(Bleeding Kansas)”的名声。

流血的堪萨斯让人民自决的方法刚刚冒头,就已经看不到希望,而西部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领土,未来发展显然要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而 1856 年,南方的民主党议员 Preston Brooks 为此在国会山上杖击了了麻省参议员,激进的废奴主义者 Charles Sumner,这一粗暴行为,为南北双方赢得了各自的一名英雄,但也宣布了国会已经不可能再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可能。

雪上加霜的是次年的 Dred Scott vs Standford 案。黑奴 Dred Scott 在 1846 年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理由是他曾随主人前往自由州伊利诺伊州居住,所以就应该自动成为自由人。这样说也非 Scott 自己的发明。比如已经废除奴隶制的英国就有此规定,以至于南方奴隶主从此不敢把自己的奴隶带往英国了。Scott 的官司一直打到高院。高院首席大法官 Roger B. Taney 来自蓄奴州马里兰,在他主持下的高院认定 Scott 还是奴隶,理由是 Scott 作为一名奴隶,是私人财产,根本就没有权利发起此诉讼,而且,既然是私人财产,怎么能跑到别的地方这个财产就被自动剥夺了呢?Taney 认为,自己的这个光辉决定从此一了百了的解决了奴隶制问题,但却成为高院史上数一数二的荒诞判决。这下子北方的那些民间努力都是白费,社会各种不确定性更 加突显。于是,高院这条路,也被封死了。

自此,在短短几年间,国会,高院,全民公决,上上下下这三条道路都已经走尽。

接下来,把希望彻底断掉的那个人,叫约翰•布朗(John Brown)。

约翰•布朗也是北方的激进废奴份子。他在“流血的堪萨斯”时就是不远万里从北方赶来废奴的一员。在此之后,他继续努力,带了 20 来个人,1859 年在当时的弗吉尼亚州的 Harpers Ferry 试图发动武装暴动,被抓,受审,被处死。这事作为民间草根运动,跟地下铁路这种事本无本质区别。但是在他被捕后,南方政府发现,他的行动获得了北方六名著名废奴主义者的财政支持,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一直主张要和平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这下子南方就彻底对北方废奴主义者绝望了。

然后,就是 1860 年的大选,和共和党的胜利。

共和党是在 1854 年踩着 Kansas–Nebraska Act 的尸体在中西部诞生的。林肯和他的党内领袖意识到,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迁入,让北方保持了比南方快 50% 的人口翻倍速度,到 1860 年,北方的选民数量大大超过南方。这样,只要把北方和西部联合起来,就能拿下大选。而同时,西部开始和北部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从经济上讲,北方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现在,他们需要西部加入到北方创造的这个大市场来,而西部的农业发展也需要铁路这样的基础建设的支持,东部资金的注入,这时候,在奴隶制存废上的不稳定性就成为了东部和西部的一个共同话题。林肯卓越的政治洞查力让他明白,排外在中西部虽然还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但却会让共和党无法赢取到相当依靠移民的北方。于是,共和党把排外的主张淡化在纲领之外,只一力强调反对奴隶制这个共同的底线,从而建立了一个联合北方的统一阵线。而在同时,民主党则在奴隶制上自己产生了分裂,以至于推出了南北两个候选人。

结果就是,林肯胜出。

但是南方经过前面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无法信任林肯这样一个在法律上承认南方奴隶制的温和派了。

于是,分裂在即,南北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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