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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现代化国家生育率低,而落后国家人口爆炸?

图片:Yestone.com 版权图片库

冯晗,经济学教师

首先,题主说的现象的确存在,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纵轴是 2014 年以当年美元计价的各国人均 GDP,横轴是同年各国生育率。

显然,人均 GDP 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具有很低的生育率,事实上,人均 GDP 超过 20000 美元的国家中,只有赤道几内亚的生育率超过了 4。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石油,贫富差距很大,较高的人均 GDP 完全不能反映民众的生活状况。

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低呢?

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当然不是一直这么低的。前工业革命时代是个可以用马尔萨斯模型较好描述的时代,人类停留在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的均衡上,人均寿命很短,而任何进步都最终会转化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使得人均产出在长期中一直维持在能使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的水平上。

生育率的下降是 19 世纪才开始的现象,下图是几个发达国家十九到二十世纪生育率的变化情况,虽然各国之间略有差异,但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事件,不过,事实上,真正重要的转折发生的时间可能要早于生育率的下降。

上图是英国 16 到 20 世纪工资和生育率变化图,一直到 18 世纪,生育率都还是和工资同步变化的。这是马尔萨斯模型的重要逻辑:人均收入的增长导致生育率的提高,从而使人口增长并反过来降低人均收入。但从 18 世纪开始,这一同步被打断,当 19 世纪工资开始增长时,出生率非但没有上升,反倒快速下降。正是这一变化,使得人口增长最终没有吞噬掉经济整体的所有增长,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

一些传统观点将它归因于死亡率的下降和橡胶避孕套等新避孕工具的普及。如果这两个因素就够了,那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就很容易,普及现代医学和避孕工具就可以了。不过,这两个因素虽然或许都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足以解释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

对于前者,支持者的逻辑是死亡率下降后,父母减少生育数目也能维持足够的子女数目了,因而生育率会下降。但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生育率下降的开始时间明显地早于死亡率的下降。详细的计算也不支持这个逻辑,比如在生育率下降前,美国平均每个女性会生下 7 个子女,即使有 30% 的子女会在此后死亡,那女性期望的子女数也高达 5 个。然而在现实中,在十九世纪末,一个城市女性通常只会有两个子女。换言之,死亡率下降不足以解释生育数目的巨大变化。

甚至即使单从理论上讲,这一逻辑也存在漏洞:子女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父母因为子女死亡带来的投资浪费减少了,因而养育子女的成本下降了,逻辑上说,这会导致父母愿意养育更多子女。

另一个因素,用橡胶避孕套等新的避孕工具的流行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同样十分流行。然而这一解释同样存在问题。David 和 Sanderson(1986)做过一个估计,如果一对夫妇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在 24 天的一个周期里平均每周期进行五次有益身心的活动,那他们最终平均而言会有大约 9 个子女。而如果他们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即使这个措施本身有 12.5% 的失败概率,他们还有 10% 的概率没有使用这一措施,他们最终的子女数也能降到平均三个。而即使体外射精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简陋避孕措施都大致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了。换言之,即使没有橡胶避孕套的发明,人类也已经有了还不错的降低生育率的手段了。

此外,橡胶避孕套的发明时间事实上也略晚于一些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在它刚发明时,其成本也远未低到大众都能轻松负担的程度。此外,它毕竟只是提供了一个减少生育数目的工具,并不直接影响生育意愿,而显然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因而橡胶避孕套之类的工具,虽然可能有重要影响,但依然不是核心因素。

当我们讨论生育率的变化时,其背后隐藏的是人的生育决策,而对于后者,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框架由加里贝克尔提出。在这一框架下,子女被视作一种耐用消费品,因而对父母而言,最佳的生育数目由生育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决定,我们虽然无法准确估计出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但却能观察到它们的变化,并基于此来解释生育决策和生育率的变化。在此后对这一模型的扩展中,加里贝克尔进一步区分了子女的数量和质量,认为存在一个质量 - 数量权衡,父母会综合考虑提高子女质量和数量各自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来选择最佳的生育数量。

基于这一框架,当生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下降,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边际成本下降时,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都会下降。当然,这里所说的成本,并不单指直接成本,实际上,其中更重要的是父母在生育上所花费的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而在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单位时间所能带来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娱乐活动的丰富更进一步提高了时间的价值。此外,考虑到女性在生育中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花费的时间也更多,这些国家性别平等的改善、女性受教育程度、就业率和收入的提高更使得生育的成本不断上升。社会保障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育的边际收益。综合结果,就是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的下降。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的推进和教育的普及降低了提高子女质量的成本、教育边际回报的增加也使得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这些都让数量 - 质量权衡向着偏向质量的方向移动,也降低了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

因而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低,不是少数技术发明的结果,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自然也无法通过这些技术的普及就出现在更落后的国家。

但反过来说,既然生育可以被视作人的理性决策,那自然就是可以被影响的,那么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就是可能的。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就早于经济的起飞。比如第一张图里就有不少国家同时有较低的人均 GDP 和出生率水平,比如越南的人均 GDP 仍然只有不到 2000 美元,而出生率已经低于 2,仅略高于中国。

事实上,近年来,不同国家间在生育率上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上图是历年各国生育率分布图,其收敛趋势十分明显。事实上,虽然从截面上看,各国的生育率差距仍然存在,但从时间上看,如下图所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所以,即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是可能的。

那么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否就必然低?

虽然目前还没什么反例,但我相信这也不是必然。如果有一天生育的时间成本能够不再由家庭独立承担,甚至如果有一天生育不再是只有家庭才能完成的任务,那生育率上升也很正常。而显然,这些转变基本上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成为可能。

当然,这样的转变或许意味着家庭自身的解体,不过从长期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考文献

1. Timothy W. Guinnane, 2011, 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 A Guide for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3: 589–614.

2. Tiloka de Silva, and Silvana Tenreyro, 2016,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Fertility Convergence, CEP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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