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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在现实中升华

图片:《尼斯 · 疯狂的心》

圆首的秘书,书生一介,不务正业

2015 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的巴西影片《尼斯:疯狂的心》最近在院线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名女性医生坚持用艺术创作代替暴力手段治疗精神疾病的故事,虽然剧情略显寡淡,但恰如《好莱坞报道》评论所言,“这部电影优雅地结合了战胜逆境的故事和对艺术创作中蕴含的救赎力量的敏锐探索,既不失于乐观向上的氛围,又恰到好处地淡化了人性的主题。”这也是巴西电影第一次进入了中国电影院线,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影片甫一开始,强烈的视觉压迫就已经扑面而来:主人公尼斯医生走在一片灰色的高墙下,尽头是一扇锈蚀的金属门。尼斯敲门,无人应答;再敲门,还是没人应答。封闭的环境并没有半点敞开怀抱的冲动,岿然不动地面对着外界的一切变化。就在尼斯医生和观众马上就要失去耐心的时候,门才好不容易打开了,但迎接她的又是新一轮、更加强烈的幽闭:阴暗的门厅,紧闭的栅栏、迷宫般的回廊、不甚友好的接待和躁郁不安的患者。

全控机构的禁闭和恐怖感一直延续到尼斯走进一间坐满精神疾病医生的报告厅里。在这里,导演罗伯托·柏林厄有意制造了台上和台下两重空间:讲台上,一位医生正在讲解前额叶切除手术对精神病患者疗效之“显著”,并且用电击让一名患者恢复了“平静”;讲台下,尼斯身处男性的“包围圈”中,她的观点也像石投大海一样淹没在这些男性怀疑的目光中。这一场景无疑表明,影片至少将在病患和女性两个维度上展开,而它们的交叉点,就是这些掌控着话语强权的男性医生。

事实上,提到前额叶摘除和电击疗法,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尼斯医生,而是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 70 年代在美国拍摄的《飞越疯人院》。两部电影虽然都是讲述精神病院的故事,但对女性的叙写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面貌:在《飞越疯人院》里,女医生瑞秋是所有精神病人的控制者和监视者,是将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麦克墨菲变成傻子的罪魁祸首;而在《尼斯:疯狂的心》里,尼斯却是病人的保护人和拯救者,是权力的对抗者。两种女性形象既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和时代特点,也投射出创作者的不同诉求。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罗伯托·柏林厄在拍摄前获取了大量尼斯医生的资料,亲身探访了尼斯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医院,为的就是还原真实的年代感。但除去这些,《尼斯:疯狂的心》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上世纪 40 年代也绝非偶然:一方面,伴随 1945 年二战结束,巴西的独裁者瓦尔加斯被迫下台,议会制民主缓慢推进,国家尚在政权更迭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前;另一方面,发轫于 19 世纪中期的巴西女权运动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潮,此时却陷入了停滞,女性虽然可以外出工作,但其权利始终未能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她们的活动范围仍然受到限制,没有男性的陪同,甚至无法独自出游。

在这个新旧交替、去向游移的年代,精神病院看似遗世独立,实则根本不可能摆脱外界的渗透。所以,尼斯与男性医生之间的种种博弈及其成败,恐怕也自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影片虽然没有像米歇尔·福柯那样解剖精神病院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或者刻意强化一重政治和社会性指涉,但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这个机构压抑凝固的氛围。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尼斯不仅是历史中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医生,更是巴西人权抗争的某种象征。

《尼斯:疯狂的心》之所以在东京电影节大获成功,固然是因为尼斯医生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影片采取的真假难辨的纪录式手法,尤其是当摄影机面对精神病患者时那种小心翼翼地观察、追随,但从不僭越的姿态,让人深切体会到医患双方的心境和来之不易的信任。这也使得影片虽然在文本上与《飞越疯人院》有十足的可比性,但在手法上却更接近弗里德里克·怀斯曼在 60 年代拍摄的纪录片《提提卡失序记事》。

随着剧情发展,绘画成为了医生理解病人的方法,而病人也通过画作不断重组他们的潜意识和记忆,从容地进行自我医治,他们的画作逐渐由碎屑归于完整,由癫狂归于秩序;病人与医治者之间出现了越发完整的情感流动,某种接近和谐的韵律感逐渐浮现出来。与潜意识相对应的是外部空间的变化:从昏暗污秽的病房,到阳光明媚的画室;从高墙环绕的放风平台,到半开放的庭院,再到树影斑驳、流水潺潺的户外,空间的递变既影响着观众的感知,也同步暗示了患者逐渐敞开心扉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讲,精神病院和电影院透过一张银幕融为一个整体,我们和那些精神病人共同经历了某种“治疗”,直到精神病人的所有宠物被毒害,由病患双方共同创造的乌托邦幻想被彻底打破,先前达成的一起成就不得不推倒重来。

尽管如此,尼斯的抗争却没有就此终止。她努力寻求同仁和艺术评论家的支持,建立起“无意识意象博物馆”,收集了 35 万件艺术作品。她彻底革新了精神疾病治疗方法,并借此探索了艺术创作和潜意识的关系,一些病人在她的帮助和治疗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影片结尾,真实的尼斯出现在纪录影像中,她调侃采访人,调侃摄影机——这个坐在轮椅里的小老太太俨然是一个比正片中那个严肃的女性更加风趣而倔强的人。最终我们惊讶地发现,虚构竟然在现实中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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