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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大价值上千万的科研玉米被偷,比赛完蛋了,论文没戏了,毕业……

图片:Yestone 邑石网正版图库

如何看待湖南农大科研玉米被偷,损失上千万,影响学生毕业?

公众号拼命的攀爬

首先表明态度,谴责,严厉的谴责。然后,冷静下来,沉思,分析。

作为长期驻扎在浏阳实验基地的农大科研狗,来给大家仔细说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第一,先说位置,具体位置在浏阳市永和镇、沿溪镇,该镇上诸多土地都被湖南农大承包了,用于科研和教研。原因是当地属于红土地,氮磷钾有机质含量极低,是天然用于研究作物抗逆性的首选地方。这是前提。

第二,种植作物。作为农大,科研的对象主要为植物,而研究的植物可以依据价值和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可食用且具有经济价值的,如玉米、金桔、水稻;第二类,为可食用但经济价值较低的,如油菜等;第三类,为不可食用也不具备经济效益但具备极大科研价值的作物,如芒草,苎麻等。而在这三类植物中,最容易引起当地农民偷抢的,则是第一类。在他们眼中,不懂什么是科研,他们的出发点来自于他们的日常认知,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拿去集市卖能卖好价钱。所以,在基地往往出现被偷的如第一类作物。

先不谈其他的,且说偷拿这些作物对科研人员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 实验损失。研究作物的抗逆性,必须要做对照实验,即需要用不同的品种来对比,而对比的结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科研上俗称的“考种”步骤上。当作物营养生殖期结束后,原本用来考种的材料,却被一哄而空。要知道,当地农民去偷抢的时候,往往都挑质量性状好的,而留下来的不好的,如何继续让科研人员统计?统计出来发现产量偏低,是作物本身不抗逆,不,是那些贪婪的人心啊。有人会说,大不了继续再来一年吧?可是你要知道,有些作物结实率及低,很可能当年种植的就是最后一代。故,偷抢事小,所造成的损失极大。

2. 经济损失。所谓的经济损失,绝不是偷抢的作物拿到集市换取的些许钱财,而是品种,专利!记住,是品种,是专利!做科研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资源,资源,资源!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往往需要花费科研人员及其漫长的时光,所以一旦自己的科研成果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授予它知识产权的时候,却流入他人手中,这会给科研人员带来何其惨烈的悲痛啊。

第三,管理方式。依据我所在的实验基地,我们管理的方式有三种:1.请当地人过来看守,每个月发放劳务费;2.承包给公司,由公司统一管理;3. 因科研经费有限,未请专人管理,但安装摄像头。前两种,相对来说会好些。关键是第三种,往往容易出现盗窃的就是第三种,安装摄像头,养狗,这些都不行,有些地方甚至摄像头、狗都被拿走了。而原本就经费不多的科研项目,不是谁都能负担起基地每年用于管理的高昂费用!

希望看到此回答的道友们,不要随意地破坏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

查尔斯学长,金融诉讼律师 公众号:查尔斯学长 欢迎来找我玩

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关于刑法中犯罪故意中认识错误的案例,跟法不责众无关,涉及很深、很专业的刑法问题,下面我尽量用人话为大家解释一下。

2003 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与本案非常类似的案例——天价葡萄案。案情经过是四名外地来京的农民工,进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葡萄研究园内偷摘了 47 斤葡萄,这些葡萄是研究所投资 40 万元、历经 10 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经初次鉴定,被偷摘葡萄价值上万元。按照这个结果这四名农民工可被判处至少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该案在审查起诉期间,检察院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对被偷摘葡萄的价值进行了重新鉴定,最终按照市场价值对葡萄价格的重新鉴定结论为 376 元,后检察机关对涉案人员做不起诉的决定。

我还记得在刑法课堂上老师为我们评讲这个案例时的场景,班上同学分为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无罪派”和“有罪派”。

无罪派的核心观点认为,只有认识到所盗窃的财产数额较大时,才可能成立盗窃罪,因为数额较大时盗窃罪的重要客观要素,也是区别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否则就是客观归罪,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用人话翻译一下就是,民工在偷葡萄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些葡萄是价值上万的葡萄,只有主观上对葡萄价值的认识与客观鉴定的结果相统一,才能判定民工是有罪的

清华大学着名刑法学者,司法考试刑法科目的命题人张明楷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为此,我特地翻出了他当年的一篇论文——《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在一处脚注处,张明楷教授提到:

人们常常讨论近期“天价葡萄案”与“太空豆角案”中的数额鉴定问题。其实,行为人是否成立盗窃罪与数额鉴定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不管是鉴定葡萄价值 40 万元,还是鉴定葡萄价值 1 万元或 1000 元,行为人都不成立盗窃罪,并不因为鉴定结论为价值 1 万元或 1000 元,行为人就具有盗窃的故意,而鉴定结论为价值 40 万元,行为人就不具有盗窃的故意。

顺着张明楷教授观点的逻辑,这条脚注想表达的意思不难理解。如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认识到这是天价葡萄的可能性,那么无论葡萄价格是 1000 万也好是 1 亿也好,都不影响对民工无罪的认定。在缺乏盗窃故意的认识要素的情况下,无法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民工就应当是无罪的

有罪派的核心观点认为在刑法理论上,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认识错误,无论是对象错误还是方法错误,都不影响故意存在;只有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错误,才影响故意的存在。而数额认识错误,属于同一构成要件内的认识错误,无法阻却故意的构成。再者,盗窃的故意是一种概括故意,只要在这一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盗窃行为,财物都是在盗窃故意的支配下取得的,都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因此,在盗窃案中,当行为人所认识到的财物价值与财物的实际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对于定罪来说,应以财物的实际价值为准,至于行为人对财物的认识错误,只能当作一个情节在量刑时考虑。在这个意义上说,数额认识错误根本就不是一个主观故意的问题,而只是一个量刑问题

这里有点难了,我再来翻译一下。举个简单的栗子,一窃贼欲在公交车上偷手机,这名窃贼是恰好是法律科班出身的,他深知如果偷了一部超过 2000 块钱是有可能要蹲号子的,于是他专门找价值 1000 元的小米手机下手。不巧的是,一次眼拙,他把一部 iPhone 当成了小米手机进行窃取。按照有罪派的以上观点,窃贼一开始就是要偷手机,无论他的初衷是不是只偷 1000 块以内的手机,即便最终偷了 8000 块的手机,这个客观结果并没有超出他偷手机的主观预期,仅仅是在同一个罪名下量的区别而已,无法排除这名窃贼在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最终的定罪量刑要按照 8000 块的标准,至于数额认识错误可以作为减轻他刑事责任的一个酌定考量因素。

持这种观点的是北京大学着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虽然没有找到陈兴良教授有关于天价葡萄案的论文,但我找到了持类似观点的其他学者的论文——莫晓宇、刘建:《对“天价”葡萄案的若干思考》:

一旦我国刑法将违法性认识而非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故意犯罪的认识内容,对“天价葡萄案”中的几位民工以盗窃罪论处,或许能使质疑的公众和媒体多少有些释怀。在“天价葡萄案”中,虽然几位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接受教育不多,但作为具有基本是否观念和一般社会常识的成年人,“偷东西犯法”的观念是完全具有的,因而他们对自己所实施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也是明白无误存在的,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法律风险的情况下,仍甘冒此风险而决意实施,当行为触犯刑法时,让其承担以刑事责任为内容的风险后果,也并未超出行为人的风险预见范围。因此,在行为人无法认识盗窃对象的特殊价值时,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可以更好地解释对行为予以刑罚处罚的根据。这在当前对唤起我国公众的法规范意识,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我的刑法老师是个哲学家,他推崇理性的思辨精神和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那堂课虽然我们争得面红耳赤,但直到下课他也没有说谁对谁错,让学生时代的我曾经在这两派观点之间犹疑和摇摆。可这个思考的过程让我受益至今,当我今天再拿到偷科研玉米的这个案例,不管这次司法机关怎么看,我会坚定不移的站在有罪论这一边

在没有法律的时候,维护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秩序靠的是共饮一井水,同处一条街的邻里关系和彼此之间的熟稔,这是费孝通老师笔下《乡土中国》所描写的熟人社会。如果有人偷拿了别人家的一只鸡、一条鱼,惩罚他的手段不是罚他劳作或者闭门思过,而是耻辱,被所有家人、邻里所瞧不起的耻辱。可是,随着熟人社会的衰落以及生人社会的崛起,什么鸡奸狗盗的事情都发生了,原来的羞耻感也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们不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偷,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偷。

当守一方土、耕一方田的农村乡土风情消失了,我熟悉的勤劳、朴实的劳动者形象也随着乡土社会的瓦解而瓦解,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淡薄,解决问题就只能依靠白纸黑字的法律。农村不是法外之地,无知者无罪也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之间的转变,靠的是契约,靠的是法律。

诚如有罪派的观点,农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作为成年人,基本的是非观念和社会常识还是有的,偷东西犯法也应当是知道的,在明知犯法又实施了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我实在是看不出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有什么问题。否则,类似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但凡有一起判例,也让窃贼下次在动手之前好好掂量掂量,这玩意儿不会又是什么价值百万的科研品种吧,那偷了可是要蹲号子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载《法学》2004 年第 11 期,第 68-69 页。

2.陈兴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清理》,载《法学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112-113 页。

2.莫晓宇、刘建:《对“天价”葡萄案的若干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 年第 4 期,第 110-111 页。


评论区有人让我贴张明楷教授无罪论观点的上下文,那我就贴了,有耐心的同学可以自己看,全文可以去网上检索,对张明楷教授的某些观点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笔者认为,只有认识到所盗窃的财产数额较大时,才可能成立盗窃罪。首先,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原则上是故意的认识内容。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重要客观要素,也是区别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否则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或许有人认为,在有些主观上只是小偷小摸,但客观上财物价值较大的案件中,行为人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盗窃的财物数额较大,完全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但是,这种主客观相统一,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主客观相统一。因为小偷小摸在我国不构成犯罪,所以,小偷小摸的故意是违反治安管理的一般违法故意,不等于刑法上的盗窃罪的故意。如果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较大有认识,就意味着主观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小偷小摸的一般违法“故意”,与客观上窃取了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相统一。但这是不妥当的。果真如此,则会使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与刑法上的犯罪丧失明显界限。联系到奸淫幼女的明知问题也能说明这一点。一些人习惯于认为,即使行为人不明知是幼女,认定为奸淫幼女的犯罪也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为行为人有“奸淫”的故意。可是,“奸淫”的“故意”并不等同于犯罪的故意,当行为人合理相信女方已满 14 周岁,并基于女方的同意发生性交,也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情况下,这种“奸淫”的“故意”就不是奸淫幼女的故意,充其量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过错,它与客观上的奸淫幼女行为不能在刑法意义上相统一。基于同样的道理,小偷小摸的“故意”与客观上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也不能在刑法意义上相统一。

其次,行为人明知所盗财物价值微薄,与行为人明知所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明显反映出其可谴责性不同;前者的可谴责性小,后者的可谴责性大。因为后者明知是犯罪而实施,前者是明知违反治安管理而实施。因此,如果将明知所盗财物价值微薄而客观上盗窃了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与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而客观上盗窃了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相提并论,就有违反刑法的公平正义之嫌。

再次,如果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就会导致由行为人不能预见的事由或某种机遇左右盗窃罪的成立与否的结果,这也不合适。例如,A 明知所盗财物价值微薄(一床破棉絮)而盗窃,因为其中没有其他数额较大的财物,所以不成立盗窃罪。反之,B 明知所盗财物价值微薄(一床破棉絮)而盗窃,但由于其中藏有其不能认识到的 3000 元人民币,所以成立盗窃罪。显然,决定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是行为人不能预见的事由或者某种机遇,这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只有要求行为人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才可以克服这种不合理现象。

最后,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要求行为人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那么,盗窃犯人都会声称不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因而不能以盗窃罪论处,从而导致放纵盗窃罪。其实并非如此。行为人是否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除了根据证据能判断外,需要根据事实进行推定。推定是英美刑事司法经常采用的一种证明方式,包括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事实的推定有时也称作暂时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定的方法是“从被告已经实施了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断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辩解,推断通常成立。”可见,推定是根据客观事实推导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客观事实正是检验行为人心理状态的根据;“通过运用证据而得出结论与通过推定而得出结论这种手段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推定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一个三段论推理的逻辑结构,符合三段论的公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司法解释,事实上也承认了推定是证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方法。因此,推定不是主观臆断,司法机关可以运用推定方法证明行为人有无故意心理状态,如根据行为人接受物品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价格等,推定行为人是否“明知”是赃物。同样,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并非盗窃明知是价值微薄的财物,根据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因素,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数额较大的财物,而不致放纵盗窃犯罪。

基于上述理由,近年来司法实务中发生的“天价葡萄案”和“太空豆角案”等案例中的行为人不成立盗窃罪,因为行为人缺乏盗窃故意的认识要素。

知乎用户,混沌且不中立

从法律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大家都很关心一点,已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村民应当负怎样的责任?

这就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当实施盗窃行为(盗窃≠盗窃罪)的人没有意思到所盗物品的真实数额,客观层面上造成了巨大乃至特别巨大的损失,是应该按照天价照价处理,还是贯彻刑法?


讨论这一次科研玉米被偷,就不得不提到更有名的 2003 年的天价葡萄案和 2004 年的太空豆角案。

2003 年,北京 4 名男子偷吃后又盗窃了 47 斤葡萄,经查为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投资40万元培育多年的新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220元,研究链断裂,带来的损失则不可估量。

两次退补侦查后,“天价葡萄”最终估价为市场卖价376元,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

2004 年,哈尔滨市 1 名男子偷摘了两袋豆角,转卖获利110元钱,可却正是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重金培育的“太空豆角”,研究链断裂,带来的损失同不可状。

该人被批捕,后不予起诉。


为什么最终他们都没有负担刑事责任呢?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被称为“刑法的阿基米德原理”。当我们把犯罪主客观层面两分,如果行为人对于主客观一体中一层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是不能尽数归责的,只能在主客观统一中追求罪责一致。如果不进行主客观的统一,仅仅按照客观后果来评判,就会出现轻重畸形的奇葩判决。

例 1:(欲重犯轻)小明想要枪击杀死邻居,但没有瞄准仅打死了邻居的爱犬,成立故意杀人未遂和过失毁坏财物(不构成犯罪)。光算后果,那就是无罪。

例 2:(欲轻犯重)以为是普通货车而抢劫,结果抢劫了军用物资,只能定普通抢劫的法定刑。光算后果,那就是重刑。

我们再来看看盗窃罪的刑事追责幅度:

即使盗窃的数额是公私财物本身的价值数额而不含间接损失(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按上述结果导向的逻辑,行为人也将面临实打实的牢狱之灾。就拿本案来说,即便不算间接损失,如果科研投入能被量化,盗窃科研玉米的村民们盗窃了不菲的玉米,势必是重罪,甚至可能是无期徒刑。

湖南省高院《关于确定我省办理八种财产犯罪案件数额认定标准的意见》对盗窃公私财物的具体数额标准规定为,以 2K 元为“数额较大”起点;以 5W 元为“数额巨大”起点;以 40W 为“数额特别巨大”起点。

所以,讨论盗窃罪中必须明确其构成要素,需要如下:

可见,“数额”在盗窃罪中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点,属于规范的客观构成要素,即需要盗窃行为人明知“数额较大”还故偷。当然,不需要具体知晓是否已经达到刑法上“数额较大”,但必须明了这些物品颇有价值且最终数额也符合刑法起点。

因此,如果盗窃行为人认识到了物品“数额较大”,但结果却是“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就已经满足了起点,构成盗窃罪,只是以“较大”而不以后两者的幅度处理。

而多次盗窃等特殊盗窃不适用数额起点,因此如行为人 2 年内 3 次以上(含本数)多次盗窃也构成犯罪,且“多次”是客观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记得或明知次数,客观上达到多次,则不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也同样构成盗窃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案子不是单纯的犯罪价值认识错误问题,还显着缺乏盗窃故意。盗窃行为人仅以小偷小摸的故意,盗窃了一些他们眼中至多市场价三位数的农产品,在刑法上远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刑标准,自己的认知也顶多是治安处罚行为。缺乏盗窃罪的故意,因此不构成犯罪。

如无特殊盗窃情形,本案应该也不会给予刑事处罚。整理一下逻辑,即如下:


本案的后续应该是:

1.如无特殊盗窃,确定不起诉。目前信息来看,也不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

缺乏盗窃罪的故意,且有价值认识错误而未认识到数额较大的客观构成要件。

2.给予村民治安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3.校方起诉财产侵权

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财产损失计算】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但校方和学生仍旧面临尴尬境地——有科研价值和智力价值的农产品的“直接价值”如何量化认定?而论及幽微之处,潜在的巨大损失恐怕更是难以评估与维权追责的。


P. S. 我是来正儿八经写回答的,你要宣泄情绪好歹先看懂我说的意思,顺便不要类比不类,也不要拿记错了前因后果的案件来问我,我真的脑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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