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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里总被你漏掉的那一位,有点阅历才会懂

图片:Masaaki Komori / CC0

不该小透明的曾巩

马伯庸,市场营销

唐宋八大家的名号,如雷贯耳,无人不知。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一下,细细数一下,这八位大家都是谁。

很简单啊: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宋代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王安石,欧阳修……咦?怎么只有七个?

漏的那个是谁?是叫曾巩还是冯巩来着?

我问过好多人,唐宋八大家都有谁。说不全的人,基本上会把曾巩给漏掉,即便是那些说全的人,数到曾巩这里,也会或多或少打个磕绊。

曾巩大概是唐宋八大家里知名度最低的一位了。对于一位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一提韩愈,至少知道《师说》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提柳宗元,至少知道《黔无驴》与《捕蛇者说》;王安石有《泊船瓜洲》,欧阳修有《醉翁亭记》,苏轼更不必说了,满身都是典故,苏到爆表,连带着苏洵、苏辙也无人不知——唯独曾巩,一般人很难想起他的哪怕一句名言、一首名诗或一件轶事典故。

不光是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不够的人纳闷,就连古人有时候都忍不住吐槽。宋代有一个文人叫彭渊才,有一次跟人感慨:“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 瞧瞧,曾巩不会写诗这事儿,已经跟鲥鱼刺、酸橘子、冷莼菜、淡海棠等列齐观了。

曾巩的学生秦少游嘴更毒:“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意思是杜甫诗好,文章没法看,曾巩文章写得好,但诗写得不够工。

对此,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给曾巩的诗做了一个专业鉴定:“远比苏洵、苏澈好,七绝有王安石的风致。”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比如曾巩写过一首《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把柳树比成小人,赶上东风吹起便猖狂无比,柳絮嚣张到连日月都要遮蔽,却别忘了早晚有霜气降临之时——颇有讽喻之妙。如果在宝姐姐写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时,林妹妹念出这首来,大观园内就要酿成惨案了……

但咱们也得承认,曾巩的诗作虽然业内评价很高,但公众传播度实在不够,缺少那么一两首妇孺皆知、张口能诵的代表作。

至于他的词,没法评价,因为曾巩只有一首《赏南枝·暮冬天气闭》传世,这对一个宋代的大文豪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说他诗词好与不好,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曾巩诗写得像乾隆那样烂,而是说他文章写得比诗好,文名把诗名给盖过去了。这一点上,曾巩有点像张学友,张学友的演技相当不错,可他歌神的名头太响,大家反而会忽略他也是个实力派演员。

可能有人要说了,曾巩的文章?我看也就平平!不然他怎么没有类似《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出师表》之类的需要学生全文背诵的名篇呐?

好吧,也别假装设问了,这个傻逼问题就是我曾经问过的。

我中学的时候,喜欢读李敖的书。李敖有一段谈及中国文学的话,让我印象很深:“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当时我看得似懂非懂。山海江河,是言其磅礴大气;岩壑断岸,是言其奇绝犀利,这些比喻都能理解,可到底什么文章会写得如“泽波春涨”? 我出于好奇,找来曾巩文集来读,几篇下来只觉得昏昏欲睡,尼玛还真是泽波春涨,太水了,绕来绕去不知说个啥。于是我一拍桌子,学着李敖的狂傲劲儿在日记里写道:曾巩徒有虚名,不红也正常。

后来马齿渐长,再读曾巩,已经是工作之后了。那次我跟着部门去外地团建,不爱打牌也不会喝酒,在小街书店的角落里找到一本伪线装封皮的曾巩文选,读了读,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回去以后,我赶紧找来全集细读,发现真是滋味无穷,越是咀嚼越味道。

曾巩的文风,历代评价都不离几个关键词:“质朴、淡雅、中平、冲和、少文”。从这几个词就能看出来,他的风格突出一个字:素。从不故作大言,从不堆砌辞藻,典故能避则避,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替读者总结出几条值得摘抄进日记的金句。

中正平和,不温不火,这么看来,曾巩的文章确实不具备做网红的潜质。

但不红不代表不好。

事实上,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唐宋八大家里最值得阅读的,就是曾巩。

八大家里的其他人,比如像苏轼这种才华横溢的妖怪,我们可以去仰慕、去欣赏,但实在学不来。但曾巩不一样,他的表达风格朴实刚健,议论方式平易近人,是“可以学的”那种优秀,与读者的距离没那么大。

前面李敖的引文里说韩愈“崇山大海”、柳宗元”幽岩怪壑”、欧阳修”秋山平远”、苏轼”长江大河”、王安石”断岸千尺”……这些景色有一个共同点,观者都必须站得远远的,用广角镜头看;只有曾巩是“波泽春涨”,这个景色,是允许观者凑近了细细揣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形容词总结得还挺到位的。

说的功利一点,曾巩的好,普通人不光能学到,而且还能学以致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个场景中都用得上。所以越有社会阅历的人,越能读出曾巩文章里的价值。

俗话说,文如其人。要想领略曾巩文章的妙处,得先了解了解他这个人都干过什么。

曾巩的生平,文化方面的成就不必细讲,无论在教育、校藏、经学、史学、书法均有不凡建树。但真正把他和其他文士区分开来的,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内政数值超高。如果王安石是一百的话,曾巩至少也得有八十五到九十。

这个数值,不是说他在朝堂上玩政治是一把好手,而是说在地方治政上表现卓越。

曾巩在越州任职时,正好赶上闹饥荒,城里义仓粮食不够,四里八乡的灾民也难以聚拢过来。曾巩责令地方富户各自申报家中储粮,设了一个十五万石的额度。申报存粮达到这个额度以后,曾巩把这些申报粮食以高于市价一点的价格就近投放市场,方便各地灾民购买。

懒一点的官员,可能会撒手不管,任凭灾民逃去临近州县就食;狠一点的官员,可能会强征大户粮食,惹出无数后患。而曾巩的做法,是精算出一个“十五万石”的均衡点,既在富户承受范围之内,也刚好能满足灾民的最低需求,处于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极限,让越州平稳地渡过了这一次荒年。

地方治政最考验人的,往往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执行的分寸。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地方官得根据情况计算出最适合的执行力度,才能达成效果。曾巩在越州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务实精准的典范。

后来他调任齐州的知州,一道任便连续打掉了曲堤周氏和章丘霸王社两个黑社会团伙,又搞了保伍之法,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后来朝廷要修黄河,要从齐州抽调两万壮丁。按规矩,是三丁里要抽一一个民夫。但曾巩对数字极敏感,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细细搞了一回人口普查,括出大量隐藏人口。于是“三丁抽一夫”改成“九丁抽一夫”,既满足了朝廷的人力需要,也减轻了百姓负担。

曾巩调任洪州之后,赶上瘟疫流行。他硬是用有限的预算,搞起一套防疫体系,县镇旗亭一级级都要储存药物,还兴建临时隔离场所,把染病者登记造册,给医生们搞了一个 KPI 考核制。等到朝廷的救济拨下来,因为每一项防疫工作权责分明,掌握的数字又精准,曾巩可以从容调配资金,按轻重缓急来下发,钱使得极有效率。

更有意思的是,恰好这时赶上大军讨伐安南。军队每路过一地,都把地方折腾得痛苦不堪。只有洪州,曾巩早早做了接待预案,从军队驻屯地点、路线到劳军物资的采购、运输、仓储,都提前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这支军队从经过到离开,洪州老百姓居然都没察觉。

从这几件事能看出来,曾巩的做事风格非常务实、细致,愿意深入到最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里去。而且他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有本账。每一项政策,都是经过精密调研之后得出一个最优解,保证方方面面都能满意。以至于有一次神宗跟曾巩聊过天之后,感慨说“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所以曾巩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同时也是一位政务能力超强的能员。面对民间疾苦,别的文人还在琢磨着怎么拽词儿感慨,曾巩已经撸着袖子跳下去解决了。

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像他的施政风格一样,绵密周致,细腻稳当,既不激进也不畏缩。如同萧峰打太祖长拳似的,看似招招拙朴,实则内力雄浑。

庆历六年,曾巩找到欧阳修,想请他给自己祖父曾致尧写个墓志铭。欧阳修写好以后,次年曾巩专门给他写了封信致谢。

一般的致谢信,无非是先感谢作者用心,赞扬下辞藻优美,缅怀一下对故去亲人的追思,最后代表亡亲再次感谢作者,完了。

但曾巩这封信,作法却不一样。

他开篇先用一句话简单地介绍一下修书缘由:“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然后对墓志铭的感想,也只用了八个字:“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看似惜墨如金,信息量却一点也损失。对作者的感激,对作品的欣赏,收到墓志铭后的感想,对亲人的孝心关切,八个字全概括了。

然后曾巩笔锋一转,却先从墓志铭本身的意义谈起:“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既然是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立铭传世,那么对于世人来说,则是“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这就和孔子写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一个道理。

紧接着,他又写道:“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简单来说,这段的意思是:“后来世风日下,无论什么人,子孙都要给他立墓志铭。作者撰写铭文,必然不尽不实,褒善隐恶。所以找人写铭,必须得找人品好的。人品不好,写出来的东西太假,就不会流传于世。”

这一段堪称全文枢纽。前承墓志铭本身的议论,中间自然过渡到“墓志铭撰写者的挑选”这个话题,还给后面留下更大的讨论空间——既然人品不好的人,不适合写墓志铭,那么谁适合写呢?

接下来,曾巩便开始阐发,到底什么人适合写墓志铭:“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必须得是人品和文才都好的人,才合适。曾巩的文章一向很稳,他抛出这个论点之后,还接了一连串的论证,说人的行为啊,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种种行迹,若非品德高尚之辈,很容易被迷惑云云。

好,现在评判标准建立起来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曾巩先抑了一下,然后猛然抬升:“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前面的逻辑链条,至此圆满完成:墓志铭的意义在于流传千古—人品不好的作者,铭文不能流传千古—只有道德文才并臻的作者,才符合标准—- 可是这样的人太罕见了—- 碰到您这样符合标准的,实在是幸运啊。

最后曾巩还加了一段,做为升华:“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这一通排比下来,感激之情,溢于文字,还不忘将意义扩大至更高层次。

这一封信的结构就像一列火车。每一节车厢,都前承上端议论,下引次段主题,你会发现,每一句都像是钩子,牢牢牵系着上下文,逻辑上几乎密不可分。形成一条断不开、换不走的长链。有了这个坚强的勾连,话题施展起来便游刃有余。曾巩从墓志铭收束到种种世风弊端,再收束撰写者的遴选标准,最后再从遴选标准转到欧阳修个人。由大及小,层层深入,过渡起来十分自然。

曾巩并没有上来就感谢欧阳修,而是迂回绕弯了半天。经过前面的一系列铺垫,让这种感激的基础立得极为稳当,证明我夸奖您不是假恭维,夸也要夸得有礼有节。

《古文观止》里对此信的评价是:“纡徐百折,转入幽深”。或者用储欣的形容更为清晰:“层次如累丸,相生不绝如抽茧丝,深涵光芒其议论也,温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岂后人所能沿袭拟议。

假如咱们把这封信的内容抽走,结构保留,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份项目报告的框架。先阐释大政策意义,继而过渡到项目内容,阐释审核标准,给出解决方案,最后还有预估产生的效益。

难怪读起来这么有条理。

曾巩的另外一篇文章《越州赵公救灾记》,更是把这个特点表露无遗。

熙宁八年夏天,越州遭遇严重旱灾。赵抃当时担任越州主官,尽力施救。后来曾巩特意写了一篇《救灾记》来纪念他的事迹。

曾巩开篇半句废话也没有,直接就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 点出了紧张局势。

紧接着,他并不浓墨描写旱灾有多惨痛,也不急着夸耀赵抃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写赵抃连续问了属下七个问题:“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这七个问题,涵盖了七个最关键的领域,都是最切实的事务,一句虚头巴脑没有。曾巩在开头不做任何渲染,而是通过赵抃问出这七个问题,塑造出了一位务实官员在旱灾现场办公会议上的形象。

仔细想想,这简直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开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的字幕闪过之后,屏幕上出现一位官员的面部特写,同时伴随着焦虑的连声质问,一连质问了七次。

接下来的篇章有点长,我姑且只引其中一段,足可以知其全篇风格:

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一句精妙的形容都没有,文字枯燥简洁,根本是一份干货满满的救灾方案。细致到男女的赈济粮要分开领取,以避免拥挤事故;要具体以什么工来代赈,完成多少;要政府为欠户作保缓催贷款等等……事无巨细,一一详细开列出来。

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数字,都是沉甸甸的。曾巩深知基层民情,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用数字和实务说话,要比辞藻更有力量。

换了唐宋八大家的别人来写,韩愈会写篇祭文骂蝗虫;柳宗元会编段子指着蚱蜢骂小吏;苏轼会用几十种方式表扬赵抃……他们能写出不朽名篇,但肯定不会像曾巩这样,用如此枯燥冷峻的手法来讲述一个救灾故事。

列举完那一系列举措,曾巩才发出感慨:“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正当读者觉得此处该有大段抒情与 BGM 时,曾巩忽然又把气氛按住了。继续平静地娓娓道来:“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我在越州采集到了赵公救灾的细节,把它记录先来。一来用来安慰越州百姓,二来使那些一心为民的官员,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可以拿来参考,不致于临时制订政策以致手忙脚乱。如此一来,赵公的恩泽,又岂是近前这小小的一点呢?

看得出来,曾巩实在是不愿意煽情,一直到结尾该升华了,他都选择了最实在的讲法,论述越州救灾方案对其他地区的指导意义。

这也是曾巩的特点,他极为克制自我情绪,有很多篇文章,你觉得感觉已经到位了,下一句肯定得写几个骈四俪六的句子,把情绪煽上去,他反倒硬憋回去,把温度降下来。其实曾巩给皇上撰拟的制诰,文风华丽得很,这说明曾巩有能力走华丽路线,只是他不愿意。

整个这一篇救灾记,从开篇的七个疑问,到结尾的创作初衷,结构一而贯之,从头到尾紧扣着“实际”二字。曾巩一肚子才学,却用了最朴实的数据罗列。对于赵抃的功绩,他只淡淡说了一句“皆公力也”,非常简单,因为不用再多说了,论证的力量已经达到。谁看了这篇,都不会忽略掉赵公在其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再看曾巩的一篇小品《墨池记》。

他有一次去抚州,一个州学的教授请他为校园旁边的王羲之墨池写一篇记。文章很短,却精致得很。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开篇讲王羲之的墨池,简略描写,注意看本段的最后一句:“这真的是王羲之的墨池吗?”

这又是一条钩子,钩出来的不是真伪的考据,而是王羲之本人。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从墨池遗迹的真伪,一句“不可强以仕”过渡到了王羲之的生平,又从王羲之的生平,一句“书晚乃善”过渡到了本文的主题:“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他的成就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懈努力的结果。

原来墨池真伪根本不是讨论的重点,而是一个引子。曾巩引着读者,巧妙地一步步迈向预设好的主题。

接下来,曾巩论述了写墨池记的缘由:“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这篇记的读者,是抚州州学的学子们。所以曾巩把逻辑又反着推了一遍:为了要教化学子们,就要学习王羲之勤学的精神;为了学习这种精神,还有什么比墨池更有感召力的遗迹呢?

短短一篇文,曾巩的论证往返两次,行文委婉而含蓄,温润又不失说教。他没有劈头就来大道理,更像是老师拍拍学生肩膀说咱们去池塘边走走,闲谈之间,不知不觉从周围景物过渡到要教诲的道理,颇得“润物细无声”之妙。

曾巩是一位有理想的大儒,他认为写作是为了立志明道,认为“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所以他更注重文章给人们带来的意义,而不是文采本身。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琢磨出点滋味了。

曾巩最强悍的地方,在于他的文章布局。他提笔之前,非常清楚文章的目的是什么,通篇结构,无不是围绕这个目的而服务。致谢欧阳修,自大题入,像一盏聚光灯,从整个舞台徐徐收束到欧阳修身上;褒扬赵公救灾,以实务开,以实务结;教导抚州学子,以游记牵引入园,徐徐而致大道。

每一篇的结构都很精致,条理都很清晰,且态度平和,不让人生厌。

而且曾巩颇有理科思维。他的文章总有一条严密的逻辑线条在幕后牵着,上下咬合紧密。这使得结构上虽然迂回曲折,但读起来并不觉得烦。时人说曾巩之文“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就是逻辑严谨立下的功劳。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说曾巩“波泽春涨”?因为读他的文章,你初时不以为意,如同优柔的春潮缓缓漫过河堤,涨过脚面,不知不觉间,便会浸润其中而不觉。曾巩被人称为“醇儒”,这个醇字,除了形容他于儒学一道的用心纯正之外,用来形容他的文章亦恰当得紧。

认同不认同曾巩的观点,这个另说。但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曾巩是一位值得模仿的技巧大师。学他的布局谋篇,学他的行文逻辑,学他的质朴文风。这些都是“可学的”,不考验天赋,只取决于你用心与否。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考验的都是语文功底。职场对文字的需求往往不是文采,而是通畅简洁、逻辑严密。多读读曾巩的文章,一定受用无穷。即便学不到他波泽春涨的境界,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至少能做到文从字顺,总不吃亏。

朱熹曾经说过:“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实我也是同样的心情。

曾巩他,真不应该这么透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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