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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腰斩」下的燕郊

图片:新京报 / 知乎

新京报剥洋葱,公众号:剥洋葱people(ID:boyangcongpeople)

 2018 年,燕郊房价“腰斩”。

燕郊在北京正东,它的行政单位是“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从国贸开车一路向东 30 公里,过了潮白河大桥便是。进入燕郊,双向六车道的 102 国道两边,售楼门店一个挨一个,被称为“售楼一条街”。

过去十年里,这里每新开一个楼盘,就如同小镇里驶来一列火车,从其他城市过来的数千号人,一股脑被搬运到这里。“原先开一次盘涨价三五百元,到了 2016 年一涨就是五六千。那也疯抢,跟抢大白菜似的,只剩朝北的了,买,马上订!”这是售楼一条街上人们的共同记忆,百度百科在 2016 年更新了燕郊人口的数据——120 万,比十年前的 10 倍还多。

如今抢房子的事情已不复存在,街两边的门店冷清下来,但售楼一条街依然连接着燕郊和北京。

这里是 32 岁的房产经纪许明朗北京梦开始的地方;是 65 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最终的归宿;35 岁的外资公司职员田宁已经在燕郊生活六年,和许多燕郊刚需族一样,清晨向西黄昏向东;55 岁的东北下岗职工王梅,寄希望于投机燕郊房市的涨跌以换取更好的生活。

他们的人生原本没有交叉的可能,但楼盘价格走势图上起起伏伏的曲线,让他们在燕郊共同沉浮。

过山车式的翻滚

10 月 24 日下午,售楼一条街不止一家挂上环形锁,门上的玻璃灰蒙蒙的,屋里地上还有曾经摆放的桌椅落下的灰尘印。

许明朗在这里卖了三年房子。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扫到客户的“京”字车牌,心里猜到七八分,“来看行情的”。一部手机拿在手里,里面能接通不少人。最厉害的是一张嘴,不管刚需的、投资的还是炒房的,都能从这里听到他的“毕生绝学”。

他指着墙上三居室的户型图介绍,“客厅和两间卧室都朝阳,我们叫’三阳开泰’,均价在 1 万 2500 到 1 万 3200 之间。”靠这张嘴,许明朗依然是楼市严冬下的“金牌”销售。

但两年前,许明朗接待客户从不聊闲天,连嘴上的客气都省了,“你买不买?不买就卖给别人了。” 他到路边吃大排档,有人见他一身西装系领带就凑过来问,“你手里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了?还有吗?”

那时 35000 元开盘的房子现在 18000 元没人买,许明朗说,燕郊房价半年前就已经“腰斩”了,“不是不想买,是买不了,你没有本地户口。”

燕郊现在的政策是,非本地户口的购房者,要提供三年及以上社保或纳税证明才能买房。目前在售的新楼盘只有两个,许明朗和街上大多数销售一样,改卖隔壁县大厂的房子。大厂也有限购令,但开发商的策略是,先和购房者签合同交易,三年后购房者拿着完税证明再正式办过户手续。街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么操作不规范,但现在统一都这么卖的,不然更没人买了。”

四天前的早晨,65 岁的北京老人俞大维乘坐公交车 816 路从售楼一条街经过。拉活的司机嘴里叼着烟卷,在车站上逢人就招呼,“到北京的,走吗?”

老俞顶着灰白的头发,坐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儿的车厢里,看着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一手抓着扶杆随车摇晃,一手端着手机,齐刷刷地低着头盯着看。过潮白河大桥掏出身份证接受进京检查的一刻,他嘀咕,“咱也成了外地人”。

两年前他搬到燕郊,房子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翻滚,但他并不关心,涨到多少也是住,跌了还得住。他和年轻的刚需族一样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每天 80 公里,到儿子家照看刚出生的小孙女生活。

儿子家在东二环内的一座老居民楼里,这原本是老俞的房子,儿子结婚,他把房子腾了出来。家里没人,老俞进了屋门就擦起地。儿子请过小时工,一小时 40 块,他觉得不值,让儿子别再花钱。

同一天下午,55 岁的王梅在燕郊的小区里张罗着卖房。一瞅见中介带人过来看房,她隔着老远就问:“租还是买?要几居的?” 中介走到她身前悄声问:“你那套还是卖 90 呗?” 她含糊地应了几声,最后说,“相中了再细谈吧”。她两年前花 110 万买的公寓,现在想卖 92 万到 95 万,还是没人买。

王梅住在首尔甜城,这个小区因临近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和地铁站,最贵的住宅开盘时曾抛出将近 4 万元的单价。公寓北边的高速路今年 7 月 28 日正式连通北京,开车 10 分钟就到东六环。可住公寓的大多没车,从小区走到最近的去北京的公交站得走 20 分钟。规划中的地铁 22 号线,在燕郊段也没看到动工的影子。

10 月末的售楼一条街上,发传单的大爷背着手,传单捏在手里卷成一个卷儿,凑在街边的小摊子上看人打斗地主。每月拉 20 个客人进店的指标他还没完成,1500 块钱的工资他估摸着拿不着了,不紧不慢地溜达,“现在没人买房,早都不是 2012 年的好时候了。”

潮白河东岸的“疯狂”

2012 年,是售楼一条街热闹起来的年份。

大爷发传单拉一批客人进店,待够 20 分钟再留个手机号,就能赚 100 块。每月拉四五十批不成问题,成交了还有提成,月入七八千。像许明朗这样的金牌房产销售,年收入四五十万的不在少数。

但许明朗没赶上。他那时还没到北京打工,在山东老家的一家企业上班,工作是卖煤,“跟爷似的,根本不用出去找客户,价格合适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可是,这份不用求人的工作他越干越没意思,挣三四千块钱的死工资,单位效益一天不如一天,26 岁的许明朗既没房,也没车。

2012 年从年中到年末,北京二手房均价从 24000 元涨到 3 万元,而一河之隔的燕郊,新房平均价格仅在八九千元,售楼传单上打出广告——“北京给不了你们,在燕郊都能给你!”

燕郊的大巴车。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吸引了很多“北漂”,30 岁的田宁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一家外资汽车公司做技术培训师,正准备结婚。第一次到燕郊看房他开着黄色奇瑞 QQ,一下高速路,传单像纸飞机一样扑面而来,往车窗里塞,往后视镜缝里别。

他和女友相恋 9 年,在北京漂了 7 年,频繁地在月租 1000 以内的合租屋换地方住,从北三环搬到北五环。买房时,他优先考虑了东北六环外的顺义,两人的钱够买一套 80 平的。到燕郊看房发现能买 120 平,他想了想,选择了燕郊的大房子。

7 月下旬的一天,田宁到新买的房子边上咨询租房的事,想搬过来适应适应。下午四五点钟忽然下起大雨,十分钟的功夫,朋友家门前的燕顺路积起好几厘米的水。停在燕顺路两边的车,有不少淹没在这场洪灾里。那次之后,他才知道这条路的排水系统出了名的差,赶紧给自家车办了涉水险。

《南方周末》曾刊文提到“两个燕郊”。“一个燕郊壮志凌云,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万人小区林立,高密度楼盘与新兴的商业圈以十余倍的面积包围了旧有的镇中心。而另一个燕郊被困在小镇旧有的脆弱躯壳里,被开发殆尽的土地上,公共设施严重滞后。”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来燕郊买房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北漂”涌向燕郊,在早出晚归的路途上,盼望着北京地铁有朝一日修到潮白河东岸。媒体人何枫在 2013 年初搬到燕郊,房管局的小窗口让他印象深刻。办事员盖戳的手快速地一起一落,“啪”一声按到纸上,递出去又接进来一张,“啪”又盖一个戳,不知道每天盖多少个。

开发商把燕郊形容为“北京的后花园”,他认为这个描述不准确,准确的描述是“北漂的容身之地”。在他看来,潮白河隔开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听起来残酷,但很现实”。

那时候,60 岁的老俞还住在故宫后墙外五百米远的一个居民楼里,吃完饭一遛弯儿,就进景山东门,横穿出去,又进北海西门。北三环的二哥,南三环的五弟,谁家有点事他骑个自行车过去照应一番,抽几根中南海,再喝两盅二锅头,56 度的,低度数的不喝。

从国企食品厂退休后,朋友帮他找了份“肥差”,在家门口的国家文物局盯监控,上一天休两天,除退休工资外每月还多挣两千。老年合唱团里,他是手风琴伴奏,一到星期天就背着琴上景山。

老俞在老年活动中心拉琴。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这把琴跟了他 40 年。1982 年夏天,他跟着启蒙老师去一个音乐教授家看二手琴。教授拉了一首匈牙利舞曲《查尔达什》,黑色风箱一拉开,手指头在黑白键上跳跃。380 块,俞大维下了“血本”,那会儿他一个月才挣 40 来块钱。

他在皇城根脚下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想过会离开北京,离开出生长大的地方。

刚需与投机

2016 年,老俞的儿子要结婚了,娶个北京姑娘。北京全城房价进入 4 万元时代,老俞家的东二环内,房价也涨到 87000 元一平。

老俞和妻子盘了盘家底,选择在 40 公里外的燕郊买套二手房。在燕郊,像老俞这样从城区搬过去的北京人并不是孤例。问起他们为什么搬到河北,“我城里有房,这不是儿子结婚给占上了么?”

搬家之后,除了买菜老俞几乎不出门。他住 23 楼,小区里三天两头停电检修,他担心电梯停运,下楼就上不去了。而且他也不想出门,“摩的”在大街上蹿来蹿去,他觉得“乱乱哄哄”;邻居一个也不认识。老俞宽慰自己,儿女要独立就得分开住,“住一块儿,那矛盾多了去了。”

同一年,因为“北京机会多”,许明朗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打工。

他在东四环一家公司做销售,从卖煤的变成卖电梯的,工资涨到 4500 元,赶上有提成的月份能赚 15000 元。

2015 年 2 月,他在燕郊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77 平的两居室 9500 元一平,他犹豫再三才买。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毕竟老家的房子才卖 5800 元,还带精装修。许明朗手里只有 4 万,找亲戚朋友七拼八凑,才交上首付 21 万。

那年夏天,通州被正式赋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和通州相邻的燕郊,售楼处里换了地图,通州 CBD 代替国贸 CBD,成为新的坐标原点,燕郊看上去离“中心”更近了。仅半年,许明朗的小区价格涨到 15000 元一平,他发现燕郊还有升值空间,就把工作辞了,不卖电梯改卖房子。到 2016 年末,他所在的小区新盘卖到 25000 元一平。

燕郊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房价,连老俞这样对房价迟钝的人,一天听一点,慢慢也感知到,燕郊的疯狂时代可能要来了。

许明朗卖房子挣着钱了也买房,大厂一套,香河一套,“干我们这行没有不倒腾房子的,就靠这个挣钱。”看楼盘的时候四周都是玉米地,他心里发慌,将近 1 万的房子,“虽然挨着北京,可它不是北京。”

2016 年底,规划中的地铁 22 号线办了开工奠基仪式。王梅打算在临近地铁站的首尔甜城买一套 40 年产权的公寓。随女儿进京后没过多久,她在燕郊上上城五期买了一套房,每平米 3850 元。这个小区号称“河北最高密度楼盘”,63 栋楼里容纳了 2 万多户,将近 7 万人。

之后,她在东南五环边的建材市场炸油条做烧饼,除了供女儿读研,攒下一点钱就交首付买房。

房价飞涨的时候,燕郊出现很多投机者。他们的钱在北京不够交首付,冒着政策打压的风险,到燕郊的楼市“押房”。他们是购房主力,也助长了房价的持久升势。

她算了一笔账:17500 元一平,总价 110 万。她手里有套房卖 95 万,老家的房子卖掉 20 万,正好够买。她完成了交易,但不管买的还是卖的,两套房都只签了买卖协议,没有办正式网签,因为“房本没办下来”。

“看上去有四套房,现在哪套都不是我的”

在价格一天一涨的 2017 年初春,许明朗不敢再买房了。他经手过单价 3 万元的交易,看到很多人把钱投进去,“不是觉得房价不高,而是相信还能更高”。

2017 年 6 月 2 日,廊坊地区正式限制外地人购房,交满三年社保才能买。许明朗心里彻底凉了,售楼大街一夜之间冷清下来。

2018 年初,许明朗的小区最贵的房子从 35000 元跌回 17000 元。燕郊房价从疯涨到暴跌,只用了不到两年。

新政出台后,王梅的算盘落空。买她房子的小夫妻是外地户口,三年后才能办贷款,尾款拿不出。她的资金链断了,没有钱支付新买的公寓,房主让她卖房抵债。她不想卖,跟邻居抱怨:“我说三年后人家把钱给我,我再给他(上任房主),他不答应,还要起诉我。”

王梅的邻居说,她不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燕郊房产交易不规范的地方多,纠纷多,限购之后房价直线下降,有人签了合同又不想买了,闹上法庭的不少。”

王梅还有两套房,用其中一套抵押贷出来的钱交了另一套的首付。邻居被她嘴里一连串的数字绕晕了,“哟,你是不是房虫儿啊你?”

“你不倒腾,拿啥买房呀?” 王梅想把这些小房卖了,合一起再买个大房。她曾经是黑龙江佳木斯水泥厂的统计员,90 年代下岗,退休工资每月 1830 块。现在,她在小区里开了个家政公司,有人打电话过来找饭馆端菜的杂工,她报价一小时 30 元,对方砍到 15 元。工作日的中午,她去一个孕妇家里做饭,做一顿 60 元。这些构成了她日常生计的来源。

她盼着解决自己的三角债务,“看上去有四套房,显得挺富有,实际你说哪套是我的?哪套都不是我的现在。”

有“房虫”也在高点买了燕郊的房子,29000 元一平。和王梅不一样,他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亏了也无所谓,我北京有 4 套房子,海外还有几套,其他二线有 10 多套,不在乎这一套两套的。现在房子 3000 元租出去,也挺好的啊。” 若不是因为限购没资格,他还想趁现在低价再买。

老俞一点都不关心限不限购,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孙女出生了,城里的月嫂每月 15000 元,育儿嫂 1 万。请了几个月后老俞和亲家商量,“请不起了,咱自己来吧。” 两家老人轮流照顾孩子,两周一换,他的生活轨迹又一次改变。

早上 6 点出门,路上花上两小时到儿子家。晚上 7 点半从儿子家出来,赶 8 点 40 分的 816 路末班车回燕郊,到家 10 点。妻子夜里要哄孩子在城里住下,换下来的脏衣服老俞背回去。60 平米的屋子,小三口的衣服已经晾满了,没地方晾他们的。

他跟儿子商量,想把孙女接到燕郊来方便照顾。商量的结果是,燕郊条件不如城里,儿子儿媳要是住过来上下班也太远,“得,他们不跑,那我们跑吧。”

踏实活着

10 月 24 日清晨 5 点半,潮白河东岸的楼群零星亮起灯光,睡城逐渐苏醒。一阵风过来,公交车站上衣衫单薄的人跺起双脚。

田宁要到三里屯上班,6 点 35 出门。大巴车来了,他上车找了个座位,打开微信扫一扫头顶的二维码付车票钱,坐着 10 块,站着 7 块。潮白河大桥上他等了 15 分钟,所有车在这里排队过进京检查站。他无聊地打开淘宝,商品图片却刷不出来,网络信号因两省交界突然变弱。

田宁早晨 6 点 35 出发,到三里屯上班。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这是田宁来北京的第 13 个年头。大巴车换公交 405 路,是最近研究出来的一条“舒适路线”。成本比公交车高,但公交车站站停,还总关不上车门,车里的喊“别上了等下一辆吧”,挂在门上的偏不下去。他在人堆里站着,双肩包背在胸前,用来扛住忽然而至的外力。

到公司刷卡时已经 9 点 5 分,历经 2 个半小时,他还是迟到了。他手里拎着两个香菇包子,一杯豆浆,钻进三里屯的写字楼。

前一阵积分落户的政策下来,田宁的同事填写了申请表格,他没有填,“6000 个名额是给人才的,我不算人才。”他现在的房贷还是每月 2000 元,和六年前一样。再过三个月,田宁也要当爸爸了,他打算把孩子的户口落在燕郊。这种状态,让他剐蹭到一种幸福感,“踏实活着”。

许明朗的很多同事转行了,他没转。

三年里,他积攒下不少客户,有些人被他发展成“下线”,楼市回归平静后帮他介绍新的客源。不过房子的确不好卖了,许明朗把客户们送出售楼中心经常是下午三点,错过午饭时间,他就在建筑工地边上的路边摊扒拉一口饭吃。

售楼处外的小摊子,徐明朗常在这里吃饭。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今年 5 月份,许明朗买了第四套房子,他判断这个时间正是低点,拿出 30 万投资。妻子年初生了对双胞胎,两个儿子的奶粉钱和每月 8000 元的房贷,是他在楼市寒冬里硬生生扛着的动力。

白天他在售楼大厅里讲政策,“二胎全面放开之后,不流行两居室了姐。” 晚上回去孩子睡了,他到国外网站上看政策。10 月 7 日央行宣布降准 1%,他翻出美国副总统彭斯前一天演讲的全文稿,挑和中国有关的研读,试图寻找市场信号背后的蛛丝马迹。

“三年后,第一批交社保的人和到通州工作的人,会让这儿再热闹起来。”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北京市政府过来大概能带动 150 万人,去掉 100 万有房有资质的,剩下这 50 万怎么办?既要服务于北京,还不能脱离到北京。河那边六七万,河这边两三万,你买哪个?”

他不后悔到北京来。如果不来,他现在是一边卖煤,一边还房贷,“我现在有四套房,在燕郊我算中产,回老家我是土豪,在北京,我啥也不是。”

老俞依然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一次,“天天跑,真跑不动了”。

他觉得燕郊没有刚来时那么乱了。菜比城里新鲜便宜,京秦高速开通后,进城也没有那么堵了。晚上,高楼里灯火闪烁的,显得比城里还热闹些。

又到星期天。景山外面的老胡同里,偶尔几辆红顶子三轮车穿行在青瓦灰砖之间,蹬车师傅哪儿的口音都有:“这里是皇帝选妃子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免费参观。” 老俞坐在歌友中间,Do、Mi、Mi,So、Mi、Mi,手风琴声响起,苏联诗人阿·邱尔金写的词唱出来:“在遥远的地方……”

搬到燕郊后,他的手风琴没地方放,思来想去,最终只能把琴搁在景山附近的一个超市里,平日里没法练琴,就靠每礼拜天摸一摸,找找手感。

“早了!” 琴突然停了,老俞说歌友拍子不准,“这儿空一拍才进啊!” 第二次,他被歌声围住,脸上红扑扑的,身体跟着节拍微微摇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图文|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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