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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鲁迅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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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想象一下当时的局面: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攻入北京,甲午再败于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俄国侵占东北,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欠下的赔款搬空国库都还不清。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虎视眈眈的日本已经在研制航空母舰,中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开天眼,你觉得该怎么办?

1918 年的鲁迅,整夜枯坐在北京绍兴会馆的小屋里,始终找不到出路。

鲁迅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文字的力量,但是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也同样清楚,以当前中国 80%以上的文盲率,就算能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可是大多数人根本连阅读能力都没有,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国民精神、打破这间铁屋谈何容易?

此时有一位图书管理员,选择了深入湖南农村,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摸索着团结工农群众、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而在北京,鲁迅和其他一些知识精英们,也在努力探索。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文盲,主要是因为汉语太难学了——要改变这个现状,要从两方面出发:

第一条道路,是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要唤醒国民,首先要让大家能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要说人话,别整那些高高在上的文言文。

第二条道路,相比白话文运动更为基础、更为彻底、也更为激进,就是汉字改革运动,代表人物有蔡元培、钱玄同、瞿秋白、赵元任等。

现在看来并不难学的“普通话”,当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奢侈品”。当时汉字不但结构更复杂,而且远不如现在那么规范、统一,各地方言谁也不服谁,连怎么注音都没有标准,学习起来毫无规律,只能靠一个个死记硬背。1913 年鲁迅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撕逼,堂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吵得裤子都掉了,鲁迅后来回忆:

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

这时候的汉字,也只有官二代富二代才学得起、才有时间学,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汉字”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所以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

要改变这种情况,以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动员能力,指望他们去搞九年义务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眼前可以做的,就只能让文字变得更加容易学,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民族危亡,时不我待,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然后才有资格谈启蒙、谈救国。

具体的方案大致也有两种,一种是 1926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以罗马字为汉字注音,事实上仍然是以方块汉字作为主体;另一种则是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在 1931 年制订的“中国文字拉丁化”。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不标声调,也不以某一地区方言作为基准,可以用拉丁字母随时随地拼写各地的方言——这种文字形式,相当于是绕过了方块汉字,普通老百姓只要认识几十个字母就可以读、写,而不需要去认几千个汉字,从便利性上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

鲁迅对于这一方案非常支持,还曾经将稿费捐给汉字拉丁化运动。至于这种运动对汉字、对中国文化带来的伤害,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不会不懂,但正如鲁迅所说: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

鲁迅作为“汉字”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此时却破釜沉舟、壮士断腕,不惜与汉字决裂,足可见国家之危急、形势之险恶、道路之艰难——如果想以此来攻击鲁迅“不爱国”,纯属无知可笑。

1936 年,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在其丧仪行列之中,还有不少拉丁文字的挽联。临终之前的他或许还难以想象,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会用怎样惊天动地的力量动员起四万万人民,掀起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拟成并发表,标志着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束,经过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方块汉字也从此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今天是 2019 年 12 月 18 日,就在前一天,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入列中国海军——此情此景,足以告慰 100 年前那个为国家前途命运而战斗不息的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