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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中有哪些无比悲壮的场面?

Pixabay / CC0

每一次战胜瘟疫的时刻。

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部的历史进程,但其实,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

2020 年伊始,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顷刻间,仿佛将大家拉回了 2003 年那段人人恐惧的日子。

大多数人对于大型传染病的记忆,也仅限于 2003 年的 SARS 爆发。但其实,传染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几乎一样长(甚至更长)。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那个没有任何现代医疗,也缺乏基本的流行病知识的年代,瘟疫的反复爆发,及其带来的不计其数的死亡,曾经无数次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一直痴迷研究欧洲历史的我,刚好最近在读一本有趣的书《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作者基于瘟疫和气候等历史记录,对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原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瘟疫与人》两本书。而这几本书的内容,刚好可以拼凑出一份人与瘟疫抗争的悲壮画卷。

全书内容太长,在这里总结出重点部分,希望可以让你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所了解:

西普里安瘟疫——衰落古罗马,搞活基督教

在代表西方古典文明的古罗马历史中,瘟疫并不罕见。发生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安东尼瘟疫,据推算曾杀死帝国 1/4 的人口,幸运的是,并没有太多动摇到帝国的根基。然而对于发生在三世纪的西普里安瘟疫,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古代中国,古罗马有几个明显特点:

1、爱修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笔直又宽敞的公路,在帝国境内形成密集的公路网。很多道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2、擅贸易

与大陆文明的中华帝国不同,古罗马疆域围地中海而开,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借助发达的造船和航海,帝国内外通商极为便捷。

3、住城市

直到现在,我们都能轻易看到无数古罗马城市的辉煌遗迹。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古罗马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城市里也拥有极高的居住密度。

没错,这些条件,恰恰为传染病的爆发,创造了无比适合的温床。

当我们拼凑起那时的零星记录,会发现西普里安瘟疫的症状,包括疲劳、便血、发热、食管病变、呕吐、结膜出血,以及四肢的严重感染,而留下的后遗症包括虚弱、失聪和失明等。

由于症状并不典型(也可能是记录的错误),对于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当代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主流的几种观点分别是:天花、麻疹或出血热(如埃博拉病毒)。

然而关于西普里安瘟疫的恐怖,却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字来还原:

“罗马几乎没有哪个行省。哪座城市、哪座房子,没有被这种普遍的瘟疫袭击和洗劫。”它“摧毁了整个地球表面”。

“痛苦突然降临到人们身上,传播的速度比预想中要快,像火焰一样吞噬了各家各户,神殿里到处都是死人,他们本是怀着治愈的希望逃到这里的。”

“泉水、溪流和水池旁边挤满了身体虚弱、饥渴难耐的病人。但是水的作用太过微弱,无法浇灭深处的火焰,那些病人在喝水后感觉和之前一样痛苦。”

西普里安瘟疫在公元 249 年爆发。而就在一年前的 248 年,罗马刚刚大张旗鼓,庆祝了成立 1000 周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

瘟疫带来的巨大减员,对军队的影响尤其大。防御空虚的结果是:没过多久,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罗马帝国,东西两条防线几乎同时失守:

东线战事败给了波斯人,老皇帝瓦勒良,成了罗马千年以来第一个被俘的元首。

西线战事,日耳曼人甚至攻到了罗马城的郊区。皇帝德西厄斯也阵亡,只能在损失大量财产和奴隶的代价下被迫讲和。

更糟的是,帝国战败后的空虚之中,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却各自被当地领导者分裂了出去,成立了帕尔米拉王国和高卢王国。罗马失去了粮仓埃及和富庶的高卢地区。

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离庆祝完千年盛典才不过十几年,却从此一分为三。

比起失去领土,更大的危机却在经济:瘟疫导致人口迅速减少,由此带来纳税减少,导致帝国财政空虚,官方铸造的银币,含银量从最初的 100%一路减到最后的 5%(几乎就是铜币镀一层银)——如此疯狂的“超发”显然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

而以银币计价的粮食,起初大幅涨价,可很快发现因为人口大量死亡,产出的粮食无人购买,价格又迅速下降。一次古代的金融危机就这样爆发,掠走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最后的积蓄。

这样的社会大崩溃,却给了诞生不久的基督教难得的机会。

基督教讲求“一神”,禁止效忠任何其它偶像,甚至包括罗马皇帝。因此,在它诞生的前 200 多年,一直不受帝国待见。起初罗马只是镇压神职人员,后来愈演愈烈,连教徒也一起镇压,甚至开始允许不经审判即可镇压。因此,在西普里安瘟疫爆发前,整个帝国的基督徒,不过几十万人。

然而如此严重的瘟疫,尸横遍野,让人只能想到世界末日。而基督教恰恰宣扬的就是“末日审判”,这让走投无路的民众无疑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反正活不成,干脆求死后上天堂。

这种心态,其实不仅局限于平民百姓之中。在瘟疫的无差别攻击之下,就连罗马贵族甚至皇帝,也逐渐宁愿选择相信基督教的理论。公元 311 年,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发布诏书,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而 2 年后,他的继任者,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也就是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那位皇帝,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

从此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直至今日,都是欧美西方世界最主流的宗教。

查士丁尼瘟疫——重创东罗马,成就伊斯兰教

西普里安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大家没有定论。然而发生在公元 542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及后来的“黑死病”),病因却明确指向一种可怕的疾病:鼠疫

今天我们知道,鼠疫来自黑鼠体内的鼠疫杆菌,细菌依靠吸食黑鼠血液的跳蚤传播。而每当如出现大旱等自然灾害,黑鼠数量急剧减少,跳蚤便会饥不择食,叮咬人类,同时给人传染上致命的鼠疫。

鼠疫有多种传播途径,带来的是不同的症状:如常见的发烧,淋巴结肿胀,皮肤起黑色水疱,以及消化道出血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引发严重的败血症,病人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症状之下突然死去。一段当时的文字,描述了那种可怕场面:

“当他们看着对方彼此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蹒跚摇晃,在街上、家里、港口、船上、教堂里,还有其他任何地方倒下。”

“一个人坐在那儿干他的活,手里正拿着工具,忽然倒向一边,他的灵魂就这样离开了躯壳。”

一旦染上鼠疫,在当时的条件下,死亡率超过 80%。而鼠疫疯狂传播的结果,是让当时正处兴盛的东罗马帝国损失了一半的人口。据记载,当时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完全进入无政府状态,所有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尽管粮仓满满,却没人能买到粮食。最后竟然连埋尸体的人都没有了。

这场瘟疫,不仅重创了君士坦丁堡,还肆虐了整个欧洲和中东地区。著名的亚历山大城被荒废,而耶路撒冷、安条克、艾米萨……这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古代城市,也都遭到严重的打击。

鼠疫与天花不同,它并不依赖人与人的传播,因此哪怕在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地区,它依然可以借助流窜的黑鼠,造成严重的破坏。

而同样是因为鼠疫隐藏在黑鼠体内,这让根除变得不可能。在公元 542 年第一次爆发之后的近 200 年,鼠疫一直在反复爆发,消磨了帝国最后的意志,也摧毁了帝国的经济。少数幸存的民众,只能仰赖信仰,度过艰难的日子。

能逃脱鼠疫魔掌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荒凉贫瘠的地区,就如阿拉伯的干旱沙漠,那里并不适合黑鼠生存。

另一是游牧民族,如突厥人、摩尔人,他们非定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护。

这让欧亚的地缘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沙漠里的阿拉伯人迅速兴起。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当时的阿拉伯,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原始多神宗教各分一杯羹——前两者都在宣扬世界末日,却并不告诉信众“末日是什么”。

穆罕默德则宣称他通过天使得到了神关于末日的启示。他通过把基督教教义成功“本地化”,创立了更接地气的伊斯兰教,也团结到各部落大批追随者。而他和他的后继者,在并未受到瘟疫太多影响的前提下,越战越勇,不仅控制了红海沿岸,还攻入地中海的罗马势力范围,创立了史无前例的阿拉伯帝国。

而辉煌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又苟延残喘数百年后,在 1453 年被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攻破首都,从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历史。

黑死病——灭亡元帝国,结束欧洲中世纪

在 6-8 世纪那次大爆发之后,鼠疫在欧洲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只有小规模的爆发,直到 14 世纪,那次被称为“黑死病”的噩梦记忆。

1346 年,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目前学界多认为病原来自亚洲,或许我们可以在中国的史书中找到它的踪迹。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至正四年(1344 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

这年的大旱,无疑暗示了鼠疫爆发的巨大可能。根据《医学简史》(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中的观点,这次鼠疫在印度和中国杀死了 2500 万人。而出身贫农的朱元璋,若不是因为瘟疫失去全家,被迫流浪,很可能一辈子只是个本分的农民,明朝的历史恐怕会改写。

鼠疫如何传到欧洲,有两种说法:一是随着商船到达中亚和中东,另一则是被蒙古金帐汗国西征的士兵,带到了黑海沿岸。

由于年代较近,因此关于黑死病留下的记载,远比前几次大瘟疫多。此时的欧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末期。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通过卖“赎罪券”的方式肆意掠夺平民财产(这大概是智商税的鼻祖)。罗马时代高效的城市管理荡然无存,只剩下臭气熏天,堆满屎尿的街道——这无疑加剧了病菌的滋生。

而医学知识的停滞不前,让对此次瘟疫的防治手段,相比千年之前丝毫没有进步。当时对待瘟疫最常见的办法,是由城市聘请戴着鸟嘴型防护面具的医生。他们大多是医学院的学生,然而没有任何医学知识,只能用放血,甚至是给病人注入青蛙、水蛭血这样严重背离医学常识的方法“治疗”。

事实上,就连他们也难逃瘟疫魔掌:据记载,威尼斯的 18 位鸟嘴医生中,一年后只有一名幸存。他们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大概就是记录下了各地的发病和死亡人数。

当时的医界权威巴黎医学院,甚至告诉法国国王,瘟疫是由于 1345 年三颗行星相合,搞坏了空气而引起。“坏空气引起瘟疫”一说长期拥有巨大的市场,甚至疟疾的英文 Malaria,就是“坏空气”的意思。

究竟多少人死于这次瘟疫,根据中世纪历史学家菲利普·戴利德的说法,“在最初的 4 年,欧洲大约有 45%至 50%的人口死亡……在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等地区,死亡人口甚至可能接近 75-80%。”

而另一份数据表明,当时欧洲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汉堡、不来梅、伦敦、巴黎,死亡率都超过 50%。

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瘟疫又十几次“卷土重来”,每次都夺走爆发地少则 10%,多则 50%的人口。

黑死病的肆虐,彻底动摇了权力无处不在的教会根基。当民众看见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跟大家一样逃脱不了瘟疫,就会明白他们的说辞是多么可笑。

而此时的教会,还在喊着可笑的“瘟疫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惩罚,不要治疗,只有接受。”

瘟疫也间接促进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开始更多关注人文、艺术与经济,追求今生的愉悦与财富的增长,而不是死后进天堂。

这种思潮,不仅促使各国更快摆脱教会的思想控制,开始野蛮扩张,也间接促成了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

而这,恰好是下一次大瘟疫的肇因。

美洲大瘟疫——造就今日美洲格局

要说瘟疫在人类历史中最残酷的一次肆虐,一定是导致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几乎亡族灭种的美洲大瘟疫。

在 1492 年哥伦布到达前,孤悬海外的美洲大陆,一直是原住民独享的乐园。他们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据估计最盛时人口多达几千万甚至 1 亿。可在欧洲殖民者登陆的几十年间,他们却几乎消失殆尽。

我们学的历史,大多将其归咎于殖民者的杀戮,这固然是原因之一。然而仅仅是坐船而来的有限殖民者,加上精度堪忧的初代火枪,真的可以轻易将上亿美洲原住民全部消灭吗?

事实上,消灭美洲原住民的,并非只有殖民者的火枪,而更多是他们带来的病菌。

就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人类几乎所有瘟疫最初都来自动物。在欧洲殖民者到达前,美洲大陆没有马,没有牛,没有猪,没有鸡,也没有黑鼠。这让天花、肺结核、麻疹、鼠疫等几乎所有危险的病菌都无处寄生。而美洲特有的动物,刚好又都不是瘟疫病菌的合适宿主。比如萌萌哒羊驼,居然从没有给人带来过传染病,简直是个奇葩。

由于美洲长期孤悬海外,成功避免了来自亚欧非大陆的病菌侵袭;而原住民缺乏如罗马大道那样的交通基础设施,又没有航海贸易的文化,让地区性流行的传染病也很难传播成为全洲的大瘟疫。

美洲人民生活在这样的“伊甸园”,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不曾爆发过瘟疫,整个族群都没有从遗传获得的免疫,所以一旦病菌被带进美洲,他们几乎只有亡族灭种的下场。

我们现在游历美洲,只能看到极少数原住民依然生活在那里,在很多海岛上,甚至完全没有原住民的踪迹,然而曾经远不是这样。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曾有800 万原住民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即现在海地、多米尼加两国所在的岛),然而自从哥伦布到达,仅仅过了 42 年,岛上的原住民数量就减少为零。

由于欧洲殖民者大多带有自身免疫,因此瘟疫几乎只感染原住民。这无疑让原住民里少数幸存者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仿佛是不可战胜的外来者,带着一种无形的致命武器而来。

这却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如 1519 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著名的阿兹特克帝国过程中,最初曾连吃几次败仗。然而一年以后,随着天花被意外传播到原住民中,杀死了近一半的当地人口,连皇帝都不能幸免,也让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轻易的胜利。以至于后来,殖民者发现了瘟疫的“巨大价值”,开始装作讲和,而将天花病人用过的被褥、毯子装作礼物送给原住民。

沿海的居民战败后纷纷逃往内陆,恰恰又将致命的病菌带到了内陆。这让墨西哥的原住民人口,在区区 100 年里,从 2000 万急减至 160 万。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承受近 90%的减员,盛极一时的阿兹特克文明,就这样从此消亡。

而整个美洲的原住民帝国与部落,几百年中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悲惨故事。

我们现在去美洲,只能看到极少数原住民。没有一个国家以原住民为主体民族,或用原住民语作为主要语言。现今美洲大陆的主体民族是欧洲人和非洲人(殖民者贩运的黑奴后代),通行的四种主要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也全部来自欧洲。昔日主宰美洲的原住民,之于今日美洲,只能算是无足轻重。

这就是瘟疫的力量。

幸运的是,在这每一次几乎要灭亡人类的瘟疫肆虐中,我们的祖先们挺了下来。

而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随着医疗水平和防疫手段的大幅提升,很多昔日令人闻风色变的传染病,如天花、小儿麻痹症,都已被彻底消灭。即便是鼠疫这样的冷血杀手,我们也已将死亡率控制在 10%以下。

有生之年,人类应该再也不会需要面对死亡人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瘟疫。

要知道,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是何其幸运。